胡建章与刘美英原系夫妻关系。1997年7月，胡建章因建房缺少资金于1998年6月23日向夏月珍借款74200元，未约定借款期限及利率。1999年1月，胡建章还款9600元，尚欠64600元未予偿还。夏月珍于1999年3月提起诉讼，通州市人民法院判决胡建章偿还夏月珍借款64600元，并同时承担从1999年3月10日至执行时的同期银行存款利息及诉讼费2800元。

判决生效后，夏月珍向通州市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执行过程中，通州市人民法院于2003年10月14日作出（1999）通通法执字第386号民事裁定，认为“被执行人胡建章借款时间系与刘美英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此款系家庭建房所用，双方在离婚时就债务的承担已作出了明确约定”，遂依法裁定原告的本息、诉讼费由刘美英负责偿还。裁定后，刘美英提出执行异议。通州市人民法院于2004年6月29日作出（1999）通通法执字第386-1号裁定，驳回被执行人刘美英的异议。刘美英依法向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请复议。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4年12月16日作出（2004）通中执异复字第20号裁定，认为“刘美英应否成为本案被执行人，尚需进一步调查取证。一审法院在尚未能采集依法可追加被执行人主体的充分证据条件下，追加刘美英为被执行人依据不足，故依法撤销该裁定。”

在二审法院作出裁定后，夏月珍向通州市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胡建章向其借款64600元属胡建章与刘美英的共同债务。

[争议]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法院形成了两种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胡建章向夏月珍借款用于建房的事实，已由原民事调解书、民事判决书予以确认。胡建章与刘美英在离婚时，对楼房这一夫妻共同财产进行了分割，并对夫妻共同债务的承担作出了约定，对此原民事调解书已作确认。故本案所涉该款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通州市人民法院（1999）通民初字第951号裁定书在执行过程中，已裁定该债务由刘美英负责偿还，但因该裁定被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认定夫妻共同债务证据不足予以撤消，导致夏月珍的债权难以实现。在此情况下，夏月珍有权向通州市人民法院提起确认之诉（即对胡建章与刘美英共同债务的确认之诉）。由于夏月珍与胡建章之间的借贷关系发生在胡建章与刘美英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胡建章与刘美英在离婚诉讼中达成调解协议，对建房债务确认为夫妻共同债务。故从保护债权人的权益这一角度出发，根据本案事实和相关证据，应当支持夏月珍的诉讼请求，即确认结欠夏月珍的借款64600元属胡建章、刘美英共同债务。

另一种意见认为，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事不再理”原则，当事人不得就已经由人民法院就实体事项处理的案件，再次重新起诉。本案中，夏月珍于1999年3月向通州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胡建章偿还借款64600元及利息。通州市人民法院于1999年7月1日作出（1999）通民初字第951号民事判决。该判决生效后，夏月珍向通州市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在执行中，因被执行人胡建章无履行能力，造成夏月珍的债权难以实现。这一事实表明，夏月珍的债权诉请已得到了通州市人民法院（1999）通民初字第951号生效判决的支持。现在夏月珍再次向通州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虽然在诉状中的文字表述不尽相同，被告亦有所不同，但仍然是基于其在第一次诉讼中依据的基本事实，并与被通州市人民法院（1999）通民初字第951号生效判决所确认的债权债务关系并无任何变化。现在夏月珍再次诉讼是为补救其难以实现的债权所提起，显然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故应依法驳回夏月珍的起诉。

[评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就是夏月珍的起诉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

在法学理论界，对于“一事不再理”原则存在广义说和狭义说两种观点：

一、广义说。广义说认为“诉讼法上为防止对于同一法律关系发生相抵触之裁判，且免虚耗劳费时间，或为维持判决之确定力起见，设有禁止更行起诉之规定，此在学说上谓之“一事不再理”之原则。析言之：当事人不得就已起诉之案件，于诉讼系属中，更行起诉，此因诉一经提出，即生诉讼系属之效力，该诉讼之原告或被告不得更以他造为被告，就同一诉讼标的，在同一法院或他法院，提起新诉或反诉；诉讼标的于确定之终局判决中经裁判者，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当事人不得就该法律关系更行起诉，此种效力称为判决之实质确定力或既判力。以上两种情形，自当事人言之，不得更行起诉，自法院言之，即不得受理，故称为“一事不再理”。

二、狭义说。狭义说认为，“一事不再理”原则指对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以及法院正在审理的案件，当事人不得再起诉，也即对于同一行为，在法院正在审理过程中，或者在法院作出产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后，不允许当事人再次启动新的诉讼程序。两种学说之间的根本区别主要表现为：狭义说认为“一事不再理”仅指判决的既判力，即判决确定后不得就同一案件再次起诉；而广义说则认为“一事不再理”涵括了判决的既判力和诉讼系属的效力两个层面。一方面，当事人在提起诉讼后，就不得以同一案件再行起诉；另一方面，当事人在法院的判决确定后，不能就同一案件再次起诉，即禁止双重起诉也是“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内涵之一。我国长期以来秉持狭义说。[1]

概括上述两种观点，我们可以看出，“一事不再理”有两层涵义：第一是指诉讼系属效力，即一诉已经提起或正在诉讼中，该诉就不得再次提起，亦即禁止对同一诉讼案件重复起诉，包括向同一法院起诉和向其他法院起诉两种情形，从而制止当事人的好讼；第二是指既判力的消极效力。为了维持维护判决的尊严和稳定，避免当事人缠讼不休，规定当事人对法院作出的裁判不得再行起诉或重新审判，即既判力问题。[2]

笔者认为，无论是广义说还是狭义说，其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均站在既判力或诉讼系属的效力这两个层面，即从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或对法院正在审理的案件，当事人不得再行起诉—禁止当事人就“一事”重新启动诉讼程序（重复起诉）的角度考虑的。因此，如何确定“一事”的标准，进而区分一“诉”与他“诉”，最后判断当事人是否属于重复起诉，成为民事诉讼中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只要符合该条规定的起诉条件，法院就应当立案受理。这一规定解决的是对当事人起诉的立案受理问题。该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对于符合一百零八条规定的起诉，应当立案受理。同时，该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对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按申诉处理，但人民法院准许撤诉的裁定除外。”有人认为，该款即体现了“一事不再理”原则的规定。[3]还有人认为，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没有明确地确立“一事不再理”原则。[4]

笔者认为，从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章“任务、适用范围和基本原则”的规定来看，并没有把“一事不再理”作为基本原则涵括其中。[5]因此，将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第（五）项理解为就是“一事不再理”原则的规定的观点似乎欠妥。

同时，我们认为，该项规定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表现为：“但书”条款内容单一，没有例明其他不得重复起诉的情形。而且，如果原告以同一案件事实和理由，同一诉讼标的再次提出请求主张，又恰恰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起诉条件，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对此则“应当受理”。因此，上述法条第一款与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显然存在矛盾。其次，告知原告按“申诉”处理的用语也实为不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十六章“审判监督程序”的规定，其中只有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再审”的概念，并没有“申诉”的提法，前后两个用语显然缺少规范。

此外，笔者认为， “一事不再理”原则的主要功能是禁止当事人一事再诉，同时避免法院一事再理。因此，如何正确把握一事的内涵和外延，直接关系能否保护当事人的诉权，进而涉及当事人在实体（法）上的权利是否可以获得司法救济等重大问题。[6]

事实上，在我国法学理论界，对于什么是“一事不再理”中的“一事”还存在很大争议。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一事不再理”中的“一事”是指同一当事人和同一案件，也就是说在法院已作出生效裁判后，同一当事人不能就同一案件再提起诉讼，这一般被称为两同的观点。

第二种观点则将两同概括为同一当事人和同一诉讼标的，或同一当事人和同一诉讼请求。

第三种观点则是从三同的角度来考察所谓“一事”，认为“一事”应满足的条件是同一当事人、同一诉讼标的和同一诉讼请求。同时，也有学者认为，所谓“一事”是指同一当事人，就同一法律关系，而为同一诉讼请求。[7]

审判实践中有人认为，所谓“一事”是指同一当事人、同一事实和理由、同一诉讼请求。[8]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著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一书中则解释为：“一事不再理”中的“一事”，是指前后两个诉讼必须为同一事件，才受““一事不再理””的限制。所谓同一事件，是指同一当事人，基于同一法律(同一事实)而提出的同一诉讼请求。同一当事人并不限于在前后两个诉讼中同处于原告或者被告的诉讼地位，原告不得另行起诉，被告同样不得另行起诉；同一法律关系，指产生当事人争议的诉讼标的的法律关系(法律事实)；同一请求是指当事人要求法院作的判决内容相同。以上三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才能称之为同一事件，若三个条件有一个不同，就不是同一事件。

笔者认为，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的涵义，其核心内容就是禁止当事人重复起诉。即凡是属于当事人重复起诉的案件，法院就应当适用“一事不再理”—不予“再理”。[9]否则不应适用。因此，确定“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范围极其重要。下面进行具体分析：

1、适用主体

目前在我国，无论是法学理论界还是司法实务界，认为“一事不再理”原则适用于同一当事人，包括原告与被告双方已是共识。

此外，笔者认为，还应适用于支持起诉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因此，如果在民事权益遭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已经起诉的情况下，即禁止上述机关、社会团体等再根据“支持起诉”原则向法院起诉。特殊情形下，还应包括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检察机关。

最后，还应适用于已经提起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并经人民法院调解结案的的当事人。[10]

2、适用客体

相对于“一事不再理”的适用主体而言，其适用对象也可以称为适用客体。与此相对应，“一事不再理”在其“不再理”的对象—即适用客体方面也就存在明显不同。鉴于学界或实务界对“一事不再理”的适用主体基本无争议，而对适用客体的争论较多，故笔者在这一部分进行重点讨论。

采用两同观点的学者认为，“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客体为同一案件。我们认为，以案件的同一作为确定一事的标准并不适当。而且同一案件的概念不仅过于笼统，也往往使法官难以把握。从哲学角度讲，时间具有不可逆性。因此，如果加进时间因素来考虑的话，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不存在同一案件。故以同一当事人和同一案件作为判断是否适用“一事不再理”的标准缺乏科学性和实际操作性。因此，“两同”观点不可取。关于第二种观点，即适用客体为同一诉讼标的或同一诉讼请求的问题，我国民事诉讼法虽然采用了诉讼标的的概念，但对什么是诉讼标的则未作具体规定。在实践中，我们对于“诉讼标的”这一概念虽然已经“耳熟能详”，但具体何指？又似乎给我们特别是司法实务工作者“只能意会，不可言传”之感。

目前，关于诉讼标的的观点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所谓诉讼标的是指当事人之间争议的、原告请求法院裁判的实体权利或者法律关系的主张或者要求（声明）。作为当事人请求法院通过审判来加以保护的实体（法）内容，体现了当事人提起诉讼的目的。因此，诉讼标的是诉的构成要素之一，是此诉区别于彼诉的本质要素。诉讼标的是任何一个民事诉讼案件都必须具备的，诉讼标的决定了案件在法院审理以及裁判的一切诉讼程序。换句话说，诉讼标的是整个诉讼的核心，一切诉讼活动都必须围绕着诉讼标的进行。如果缺乏诉讼标的，民事纠纷也就不可能转化为民事案件，并成为法院裁判的对象。

第二种观点认为，诉讼标的是指法院审理的法律关系—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但是，我们知道，由于同一法律关系可能会涉及多个法律事实，当事人也会基于同一法律关系提出多个理由，同时，当事人之间不同的法律关系间往往也存在交叉，如果采用法律关系这一意义上的诉讼标的作为确定“一事”的标准，会在实践中造成执法的不确定性，影响法院裁判的公正性。因此，我们认为，“一事不再理”适用于同一法律关系的观点不能成立。

第三种观点则认为，诉讼标的是法院审理的当事人的权利主张及法院的审判对象，诉讼标的以当事人的声明结合原因事实作为识别标准。

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用它来确定既判力的拘束范围是可以的，但“一事不再理”原则毕竟与既判力理论不同，它涉及到对当事人诉权的限制，同一诉的声明可能涉及多个原因事实，如果采用当事人的权利主张及法院的审判对象这一意义上的诉讼标的作为确定“一事不再理”原则是否适用的标准，会使当事人丧失以其它原因事实起诉的权利，导致过分限制、侵害当事人诉权的后果，影响法院裁判的公平、公平。[11]

笔者认为，无论是两同还是三同观点，均涉及到诉讼标的与诉讼请求的问题。“两同”观点中的后一种，其实质在于将诉讼标的与诉讼请求混同。“三同”则将诉讼标的与诉讼请求区分为两个不同的概念，即认为诉讼标的相同，诉讼请求相同即属于“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客体。事实上，这还不能解决一“诉”与他“诉”的区别，反过来说也就是如何判断重复起诉的标准问题。

对于什么是重复起诉，根据字义理解，所谓重复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相同的东西）又一次出现”；二是指“又一次做（相同的事情）”。[12]因此，重复起诉意指又一次就相同的事实（事情）向法院起诉。法院予以受理即构成一事再理。

那么，究竟如何判断一“诉”与他“诉”是否相同，从而判断当事人是否属于重复起诉？

对此，有学者认为，通常情况下，首先就诉的主体来判断。诉的主体不同，一“诉”与他“诉”也就不同。但是，在法定的当事人变更情形中，比如诉讼中，当事人将其债权或债务移转给第三人，当事人死亡或消灭等而使其实体权利义务移转给特定的第三人，而由第三人代替原当事人成为新的诉讼当事人，并不构成诉的变更。

其次，若当事人相同，则须根据诉讼标的来判断一“诉”与他“诉”是否相同。通常所说的诉讼标的之识别，是在诉的主体确定的前提下进行的。识别诉讼标的，在通常情况下仅需依据诉讼标的具体的实体内容即可，比如甲针对乙提出返还房屋之诉，其诉讼标的具体的实体内容即请求返还房屋。后来，甲针对乙提出支付价款之诉，其诉讼标的具体的实体内容即请求支付价款，可见就诉讼标的具体的实体内容来看，这是两个不同的诉讼标的和诉。

但是，单就诉讼标的或者诉讼请求而言，有时仍然难以对一诉与两诉作出准确的区分和判断。例如，甲拖欠乙货款１万元，甲同时又从乙处借款１万元，对此，乙分别提起两个诉—分别要求乙返还1万元是否构成一事？此案例中，当事人相同，而不管根据诉讼标的理论的各种不同观点—即无论从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当事人的主张、法院的审判对象等来看，案例中的诉讼标的也都是相同的。乙提出的两个诉讼请求—即分别要求甲返还１万元也是相同的。因此，我们认为，在特定情况下还需结合案件的具体事实，从而配合“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13]

实务界有人认为，“一事不再理”原则适用的客体为同一事实和理由（指诉讼理由）、同一诉讼请求。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不仅容易理解，而且比较简便实用。根据诉的要素理论，一个完整的诉是由当事人、诉讼标的、案件事实、诉讼请求等构成。[14]诉讼请求是当事人权利义务指向的请求法律予以保护的具体事项，是当事人进行诉讼活动的目的和内容。民事权利义务的产生、变更和消灭都是基于某一法律事实的产生而形成。诉讼理由是指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从哲学上讲，“时间的不可逆性决定了任何事物都无法恢复其原貌”。正是由于时间具有不可逆性，虽然当事人向法院主张的“案件事实”也是已经“过去”的事实，[15]即使法院通过审理程序，也不可能将其完美无缺地“复制”成“客观事实”—而只能是“客观真实”。但是，由于事实和理由是当事人在其起诉状、答辩状（或者口头答辩）和其他相关诉讼材料中所反映的争议事实，以及为了维护自己的诉讼主张所持有的具体理由。一般说来，事实作为能够引起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和消灭的客观现象，具有客观性，也易于掌握；诉讼理由虽然带有当事人的主观认识这一色彩，但它毕竟是通过当事人在诉讼材料中的具体观点表现出来的，产生歧义的可能性很小，所以，将同一事实和理由作为判定一事的标准，符合对确定的事实不再审理的原则，在实践中也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16]此外，当事人主张的事实恰恰能够使其提出的诉加以特定化。因此，从当事人主张的案件事实并结合其相应的诉讼理由、提出的具体诉讼请求来看，比较容易区分一“事”与他“事”，作出一“诉”与他“诉”的判断，为准确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奠定基础。

也就是说，区别一“诉”与他“诉”，无论是从是否属于同一诉讼标的还是同一诉讼请求的角度判断，都不能采取机械主义、教条主义的方法，而应当结合具体案件，坚持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的科学态度。例如，在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甲认为乙构成侵权，起诉乙要求赔偿。法院经审理，认为乙侵权的证据并不充分，遂判决驳回甲的诉讼请求。此后，甲又认为丙是侵权人，即以同前诉相同的诉讼理由向法院主张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数额与前诉相同）。这里，两诉中被告虽然不同，但诉讼理由、诉讼请求相同，故仍然属于“一事”。

3、适用时间

如果当事人没有就一事再行起诉，法院自然谈不上适用“一事不再理”的问题。因此，只有在法院就一事已经作出裁判的前提下，如果当事人“旧事重提”，一事再诉，或者当事人已经起诉，法院正在审理过程中，此时当事人又行起诉，那么法院就应适用该原则。就此而言，“一事不再理”原则的时间效力包括当事人就一事起诉以后，起诉以后诉讼被(判决或裁定)驳回这两个阶段。

4、适用的后果

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后果是对当事人的起诉不予受理，当事人的起诉归于无效。如果法院受理该案，则应裁定驳回起诉。法院若为判决，该判决应归于无效。

目前，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对应当适用“一事不再理”的案件，如果法院予以受理并作出判决，只能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加以解决，并没有宣告该判决无效的制度，故建议设立这一制度。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从对本案的处理产生两种意见的情况来看，其原因也在于上面所分析的那样。因此，法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的第二种意见比较站得住脚。

注释：

[1]参见谢佑平、万毅：《一事不再理原则重述》，发表于《中国刑事司法杂志》2001年第3期。转引自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1年第9期，第67—69页。

[2] 关于既判力的定义、范围等内容，不同学者有不同观点。有的认为，既判力是指法院作出的生效（确定）判决中，关于诉讼标的的判断所具有的通用力或确定力。详见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十二章“既判力论”（第282—302页）。有的则认为，既判力是指法院裁判生效后的效力，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任意推翻（如杨荣新教授就持此观点）。详见刘金森：《从维护既判力角度适用“一事不再理”》，发表于2003年5月14日《检察日报》。关于即既判力的功能有两项：一是消极功能，即对以同一案件提起的后诉，法院不予受理；二是积极功能，即必须以确实判决的内容为基础处理后诉，法院在后诉中不得作出与确定判决的内容不一致的判决。

[3] 例如杨荣新教授就持此观点，审务界也有许多人也认同这种观点。详见刘金森：《从维护既判力角度适用“一事不再理”》，发表于2003年5月14日《检察日报》。

[4] 例如贺卫方教授就持此观点。请见贺卫方：《无效率乃司法公正之大敌》，发表于2001年3月7日《人民法院报》“理论专版”。

[5] 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包括辩论原则、处理原则、支持起诉原则等等，但并没有“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相关内容及规定。

[6] 笔者认为，如果当事人连诉权都无法行使，其实体法上的权利当然就谈不上是否能得到依法保护的问题—虽然当事人行使诉权以后并不意味着能够胜诉，但至少其行使诉权是获得实体法上权利保护的前提和基础。正因为“一事不再理”原则是对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的限制，因此，自然会涉及当事人的诉权与实体权利。

[7] 例如杨荣新教授就持这种观点。详见刘金森：《从维护既判力角度适用“一事不再理”》，发表于2003年5月14日《检察日报》。

[8] 周岩：《论民事诉讼中“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范围—兼谈完善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的设想》，来源于《中国民商法律网》。

[9] 如果法院对于当事人重复起诉的案件已经立案受理，则应裁定驳回起诉。

[1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自诉案件，经人民法院调解结案后，自诉人反悔，就同一事实再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说服自诉人撤回起诉，或者裁定驳回起诉。”

[11] 参见周岩：《论民事诉讼中“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范围—兼谈完善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的设想》，来源于《中国民商法律网》。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商务印书馆，第175页。

[13] 参见邵明：《论民事之诉及提起诉的条件》，来源于中国法院网（2002年11月12日）。

[14] 据此我们认为，诉讼请求与诉讼标的是不同的两个概念。

[15] 但从现代民事诉讼理论的发展以及审判实践来看，当事人对于未发生的事实也可以起诉。例如知识产权诉讼中的“确认不侵权”之诉。

[16] 参见周岩：《论民事诉讼中“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范围—兼谈完善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的设想》，来源于《中国民商法律网》。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来源： 中国法院网 作者： 谭松平